中国电影已经有120年历史,电影的发展不光是电影艺术的演变过程,同时也是社会思想动态变化的真实写照。从中国电影分期来看,可以发现我国电影发展经过的几个不同阶段,以及这些现象发生的具体原因。
早期电影(1905-1949)的
民族意识觉醒
在电影史上,1905年拍的第一部电影《定军山》,确定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性基础。后来1923年郑正秋的《孤儿救祖记》开始关注社会伦理问题,建立了至今还在影响中国电影的叙事系统:就是用中国哲学思想中重要的人性理论良知论作为框架,把道德伦理作为主题,注重讲故事技巧的通俗情节剧。但这也导致后来早期电影的叙事模式变得固化。
到30年代,中国共产党人怀着民族复兴的初心,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和改变社会的工具。左翼电影人也用《渔光曲》《十字街头》《风云儿女》这些电影建立起革命话语体系,把阶级矛盾和抗日救国这样大的命题变成大众能够感受的审美体验,打破了精英们垄断的文化,创造出无产阶级思想宣传的新模式。可以说,在这一时期,左翼电影承担了社会责任,开启电影史上“红色电影”的一个时期。
抗战时期,爱国主义变成中国电影的共同主题。那时影坛出现了大量的抗日救亡主题电影。比如1936年拍的《狼山喋血记》和同年底拍的《壮志凌云》,算是这时期抗战题材的代表作。此外还有左翼作家阳翰笙创作的《夜奔》和田汉编剧的《青年进行曲》,用艺术手法表现了中华民族越来越强的抗日救亡意识,描写了民众觉醒时候爆发出来的集体力量。
抗战胜利之后,内战开始全面爆发,社会冲突和思想斗争变得尤为激烈。此时的中国电影不只是艺术的载体,也变成了政治斗争、文化重建和思想交锋的阵地。电影用各种不同的创作方式,深刻表现出那个时代变化中的思想冲突,并在动员社会和构建民族认同上起到关键作用。比如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用错综复杂的叙事结构,表现出战争带来的伤害和“劫收”腐败这两种悲剧,形成了对当时政府集团的强烈讽刺。《万家灯火》主要描述的是战后上海普通市民生活艰难,官僚资本的剥削导致经济崩溃等。这些电影通过“揭露和批评”的叙事手法,把个人遭遇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,让观众在感动中接受了阶级斗争的道理,给后期的政权更迭作好了切实的铺垫。
十七年电影(1949-1966)的
国家叙事建构
“十七年电影”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的文化产品,主要价值不光是在艺术形式上作尝试,更主要是通过电影作为通道建立起国家叙事系统。这时候的电影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,同时又成为民族精神和现代性话语相结合的产物。
十七年电影的国家叙事建构,首要体现在对革命历史的重新书写与人民主体性的强化。这一时期电影的核心主题为革命战争、阶级斗争、社会主义建设等宏大命题与个人命运的结合。如影片《白毛女》,把旧社会和新社会相比较,把穷人的苦难作为阶级压迫的结果,结局以“翻身农奴把歌唱”的叙事策略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合法性的论证。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服务于政治宣传,更通过“苦难—觉醒—解放”的线性逻辑,构建了人民从被压迫者到历史主体的身份转换。
其次,在十七年时期的电影中,叙事结构存在明显的二元对立。比如正义和邪恶、压迫和解放、集体和个人这些对立概念一直存在。像《南征北战》《上甘岭》这种革命战争电影,都把敌我矛盾作极端处理,把战争结果和历史必然联系在一起,完成正义必胜的叙事结论。这种结构既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,也通过简单的冲突处理方式加深观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感。
新时期电影(1978-2000)的
思想解放轨迹
新时期中国电影是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的缩影,其思想解放轨迹既是对历史伤痕的反思,也是对现代性探索的回应。这个阶段的电影创作先是摆脱政治宣传的限制,后开始注重艺术表达和关注人的情感,最终形成多元并存的格局。
尤其1984年后第五代导演开始出现,他们强烈的画面感和哲学思想,让中国电影从原来戏剧化的传统模式变成更注重影像本身。这时候的电影不光讲历史问题,而是把民族文化的各种元素拆开重组,试图说明民族和现代性之间的联系。与此同时,第四代导演如吴贻弓(《城南旧事》)、黄蜀芹(《人·鬼·情》)则转向纪实美学,以散文诗般的叙事风格关注个体生命经验,进一步消解宏大叙事的权威性。
90年代,市场改革越来越深入,全球化影响越来越大,中国电影产业开启了多维度的创新实践。这一时期的影像创作突破了过往单一的政治叙事框架,思想解放的轨迹转向多维度的文化表达,通过平民英雄的塑造与史诗化叙事,将意识形态宣传与艺术感染力结合,回应市场化挑战。异军突起的第六代导演则由独立制片形式,聚焦边缘群体生存困境。像贾樟柯早期电影,导演通过小偷的视角展示社会变化带来的人情变淡和道德问题,用手持摄影与长镜头语言颠覆了传统电影美学,标志着思想解放向个体微观叙事的深化。
回顾中国电影百年,电影书写的过程不仅是中国历史的缩影,更是社会整体思想解放的镜像。其叙事流变映射了国家政治话语的转型、文化思潮的激荡以及个体意识的觉醒,构成一部动态的“观念进化史”。
(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讲师)本文系渭南师范学院2024年校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《中国电影史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