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首届夏衍电影编剧周暨第十九届“夏衍杯”优秀电影剧本评选中，“夏衍年度荣誉电影剧本”榜单日前正式揭晓——《长安三万里》《第二十条》摘得2023-2024夏衍年度荣誉原创电影剧本，《三大队》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》获2023-2024夏衍年度荣誉改编电影剧本，四部长片以不同维度的创作实践，标注了中国电影剧本创作的高光坐标。

这份聚焦“生长之力、破界之光、时代之碑”的荣誉名单，藏着中国电影穿越周期、抵达观众内心的终极密码——“好的剧本，永远是让观众在别人的故事里，看见自己的影子，照见时代的光。”从法治题材的尺度平衡到传统文化历史IP的现代解构，从类型融合的大胆尝试到现实议题的细腻刻画，这些荣誉作品折射出中国编剧行业的探索与突围：在市场浪潮与技术变革中，坚守“故事的本质是对人性的观照”。

近日，本报专访了荣获首届夏衍年度荣誉电影剧本的创作者，与他们一同深入探寻荣誉剧本背后的创作灵感、故事架构以及对电影行业的深远影响。

◎ 从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》到“夏衍杯”，编剧冉平解码新时代电影剧本的“破圈之道”

2023年暑期档，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》如同夏日热浪般席卷而来。该片以其宏大的叙事、精巧的改编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，引发了一场现象级的观影热潮。视听盛宴的背后，隐藏着编剧团队的匠心独运。魔幻电影不仅是形式上的创新，更是情感表达的舞台。

作为《封神第一部》的编剧，冉平坦言“让传统文化与当代观众同频共振”是核心出发点。他表示，创作初期首要任务是确定主题——“何谓英雄”，并以此构建叙事策略：“我们希望打破历史与玄幻小说中对‘英雄’的固有定义，通过人物关系的重构，让年轻观众产生情感共鸣。”

从《封神第一部》的传统重构到夏衍杯的行业启示，冉平的分享折射出中国电影编剧的时代转型：在传统与现代、艺术与市场、个人情怀与社会价值之间，寻找兼具思想深度与传播力度的平衡点。正如他所言：“编剧的工作，从来不止于写一个故事，而是通过故事思考我们是谁、我们如何与世界相处——这，才是电影最动人的力量。”

在传统与创新中寻找当代共鸣

在人物塑造上，团队大胆突破传统认知。例如，将历史中“荒淫无度的昏君”纣王塑造成“有魅力的坏人”，突出其勇敢无畏的行为方式，以此映射对“英雄”内涵的辩证思考；同时虚构姬发作为质子在朝歌的经历，构建起姬发与纣王、姬昌与殷郊两对父子关系，辅以年轻人的友情线，形成影片的叙事骨架。

冉平透露，创作过程中曾针对90后、00后观众做调研，发现多数人未通读过《封神演义》原著，而是通过通俗影视作品了解妲己、姜子牙等符号化形象。这一发现为创作松绑：“观众对原著没有固定期待，反而让我们能更自由地从当代视角重新诠释故事，聚焦英雄定义、父子关系、原生家庭等现代议题。”

在妲己与纣王的关系处理上，团队摒弃了传统“情色与荒淫”的标签化表达，转而赋予二者“相互利用的利益共生”关系——妲己为生存依赖纣王的血复活，纣王则借妲己的力量巩固权力。“这种改编剥离了迂腐的旧叙事，让人物关系更贴近现代观众对‘利益与合作’的认知。”

“夏衍杯”：从“文学性”到“市场性”，编剧地位的时代跃升

作为创作者，冉平对“夏衍杯”这一荣誉的行业价值感慨颇深。他回忆，2006年首次获得夏衍杯时，评选更侧重“电影文学剧本的文学性”，而首届“夏衍年度荣誉电影剧本”评选则突破性地聚焦市场与观众反馈：“这次获奖的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》《三大队》《第二十条》《长安三万里》，涵盖历史、现实、动画等多元类型题材，但共同特点是市场反响正向，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”

在他看来，这一变化标志着行业对编剧价值的重新认知：“过去编剧常被视为导演的附属，负责技术性完成故事；如今奖项直接奖励‘从原点出发’的创作者，意味着编剧需要在选题、主题、叙事策略上更早介入对观众、市场、产业的思考。”

冉平表示，夏衍杯的导向性在于“让编剧从‘讲好故事’转向‘思考故事’”：“《长安三万里》关联当下教育与文化趋势，《三大队》创新警察形象刻画，这些成功案例证明，编剧的初心不应局限于个人情怀，而要立足时代语境，思考故事与现实的连接点。这对青年编剧是极大的鼓舞——你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被行业看见、被市场需要。”

编剧的使命：在类型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找破局点

面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多元化发展，冉平为编剧创作提出方向：“既要吃透类型，又不被类型束缚，用中国文化与现实经验赋予类型新内涵。”

在他看来，年轻观众阅片量激增，对好莱坞类型片套路耳熟能详，单纯模仿难以突围：“唯有扎根本土，将类型化叙事与中国人的情感结构、文化传统、现实困惑结合，才能让观众产生‘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’的共鸣。”例如《封神第一部》虽为魔幻题材，内核却围绕“父子关系”“身份认同”等传统伦理议题展开，《长安三万里》则通过诗词串联历史与当下，让传统文化以鲜活的方式触达观众。

谈及行业未来，冉平呼吁加强编剧的专业性培养：“电影编剧比电视剧更难，因篇幅限制需在有限时间内完成高密度的人物塑造与叙事推进，且市场反馈即时性强，观众对故事逻辑、情感真实度要求极高。”他建议，编剧需深入研究社会现实、传统文化与产业规律，在类型框架内追求“新鲜、有趣、动人”的创新：“既要掌握类型片的叙事技巧，又要注入中国独有的人文内核，让故事既有市场影响力，又能传递社会价值。”

创作初心：从“打开窗户”到“扎根现实”

回顾此次获得夏衍年度荣誉电影剧本的感受，冉平用“打开一扇窗”形容：“相较于早年聚焦文学性的评选，这次奖项从市场反推创作原点，让编剧感受到自己的工作被置于产业前端，而非后端的技术环节。这种认可不仅是荣誉，更是责任——提醒我们创作要对得起观众、对得起时代。”

展望未来，他透露将聚焦现实题材：“想做与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故事，让观众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影子。如果能同时获得市场正向反馈，便是对‘讲好中国故事’的最好诠释。”

◎ 编剧张冀谈《三大队》创作：在现实与时代中挖掘人性力量

电影《三大队》的诞生，源于一段跨越12年的追凶传奇。编剧张冀在谈及创作初衷时透露，这部作品改编自深蓝（前刑警）的非虚构小说《三大队报告：局长，三大队任务完成》。“第一次读到小说时，我被双重力量击中——既有个人命运的跌宕，也有时代变迁的烙印。”他提到，主人公程兵（原型人物）在身为警察时坚守职责，因过失犯罪入狱后仍以平民身份执着追凶，这种“身份转变中的不变信念”极具张力，“不同于常规刑侦题材，它更聚焦‘人’与‘时代’的关系——司法改革的进步、警察职业的精神内核，都藏在这个故事里。”

张冀坦言，吸引他的不仅是“12年追凶”的热血，更是人物在困境中的选择：“当一个人失去职业身份，甚至遭遇命运重创，却依然保有对正义的信仰，这种真实的人性光芒最动人。”他认为，《三大队》的独特性在于“以小见大”——通过个体命运折射中国司法系统的发展，同时展现刑警群体“脱下警服仍是守护者”的职业底色。

扎根生活的创作密码：

让角色“落地生根”

在人物塑造上，张冀秉持“从现实中来，到细节中去”的原则。为了让程兵、徐一舟等角色立体鲜活，他深入基层调研：“我去了派出所、刑警队，观察警察的工作流程、生活状态，甚至翻阅卷宗，了解案件侦破的真实逻辑。”他发现，现实中的警察并非单一的“英雄符号”：“有人喜欢吹笛子，有人穿着便衣像‘老板’，年轻刑警热血冲动，老刑警则理性沉稳——他们既是执法者，也是会去菜市场买菜的父亲、丈夫，这种‘烟火气’是角色的灵魂。”

此外，张冀还从身边从事警察、医生等职业的亲友身上汲取灵感：“几十年的交情让我能观察到职业对人的影响——比如一位当警察的同学，下班回家时就是个普通父亲，这种工作与生活的反差让人物更有层次。”他强调，创作写实题材必须拒绝“概念化”：“如果只写警察抓捕的一面，角色会很单薄；只有展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才能让观众感受到真实的力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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